法史學研究的範圍究竟該含蓋多廣，可能言人人殊，理想上，至少宜包括法律規範、法律制度、法律思想、法律意識與司法實踐等各個層面，並側重在觀察法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常與變。而在具體的探討中所觀照的面向，一在史實的重建，一在歷史現象的探因與詮釋。前者指的是法律歷史的「現象世界」，即「當時的法規範是什麼？」後者則是法律歷史的「根源世界」與「意義世界」，即「法制歷史的發展為什麼是如此？」以及「法制發展歷史現象背後所蘊涵的意義到底為何？」

長年以來，我總覺得，完整而深刻的法史學研究，離不開史料、史實與史論三部曲；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，既不能忽略基本史料的辨證與整建，以追求對於過往法律生活現象最大程度的客觀呈現；同時，也要致力於法律歷史發展動因的探尋，以了解其所以然的因素，乃至聯想起歷史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進而達到知其所應然的境地。可以說，現象世界的重現，是法史學研究的起點，也為一切推論與評價的基石。

泛泛說來，台灣現行的六法體制架構與源起，絕大部分肇端於晚清民初乃至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律繼受工程，惟該段法制歷史，囿於種種因緣，在海內外法史學的研究上，曾經長期埋在荒煙蔓草中，縱使少數人有意耕耘，也只能作些零散式的探勘。為了填補罅漏，個人於1998至2004年間，曾多次遠赴海內外各地，蒐集北洋政府時期（1912-1928）和國民政府時期（1928-1948）的司法裁判史料，經過十多年的整編，《平政院裁決錄存》、《大理院民事判例輯存》、《大理院刑事判例輯存》、《最高法院判例輯存》（民事編、刑事編）等共二三大冊已陸續刊行於世。
在司法檔案整編告一段落後，深感立法規範與司法實踐本為體用關係，研究裁判文書，不能輕忽同一時期的相關立法史料；蓋唯有將立法文獻與司法審判檔案兩相對照，才能洞察規範「應然面」與審判「實然面」間所存在的落差，以期精確掌握法制發展的真實面貌，也才能給予中肯的解析與詮釋，為此，最近幾年，又將關注的重點轉移到立法史料上面。

欣慰的是，透過多番的梳理過程，對於如何蒐集、整理及校注法制史料文獻，已獲得精實的寶貴經驗。之前整編的成果《晚清民國刑法史料輯注》一書，大致得以窺見清末民國刑法變遷的整體輪廓。而在纂輯裁判文書與立法規範的同時，也不忘進行實質內容的研究，邊寫邊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，如今積稿已儼然可成冊，乃重加增損分合，付梓問世，希望這些史料的現形、史實的建構、義理的闡明，能提供有心人進行立說時，益加貼近歷史事實，避免主觀臆測，而對於當今的立法及司法實務界檢討法制興革時，或可提供一隅之得。

歷史證明，過去與當代並非完全的「對立」與「斷裂」；其實，於今看來，一部百年刑法史具有很高的連續性與積累性，更有數不盡前賢的智慧在其中。晚清、南京臨時政府、北洋政府、國民政府與當今民國台灣之間一線牽，這一以貫之的「線」似無法由滄桑的政權輪替所任意切割，它是一種思想、一種傳承；薪盡而火傳，傳的是法之「意」，而不是有「形」之薪，然乎？否乎？
而本書之所以名為「刑法春秋」，一來係指歲月、光陰的遷移，以明一世紀以來社會變遷與刑法轉型的嬗遞歷程，〈寒山詩〉有云：「倏爾過春秋，寂然無塵累。」另者，不無隱寓筆則筆、削則削，以效「一字褒貶」的微言要義；前年，與梁慧星教授同訪嶺南古村，先生觀景生情，即興吟賦七律一首相贈，最後兩句為「勸君高擎董狐筆，散帙絕編細鉤沈」，期許何等之深，雖不能至，猶當隨緣而為。

記得小時候，常聽年長者講「萬般因緣」這個詞，那時不懂，而今，已漸能粗解其義，一切事物因緣生、因緣滅。多年來，外雙溪犁齋門前，時而風清景靜，時而雲煙繚繞，而枝頭那三五隻國寶級的台灣藍鵲依舊如來如去；樹上那一群無憂無慮的松鼠總是自由自在地迂迴攀爬，園圃裡種的蔬果大半分給蟲鳥吃了。常有人問起，為什麼總愛好山居歲月，應之曰：
君問何事棲溪山 門對千峰意自閑
書藏萬卷心常空 別有觀音斜陽邊
匆匆，耳順之年已過，雖稍能體悟「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」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」，卻還是未能放下世間法的羈絆，這難道是人性中的「癡」？何時才能真正「無所住」而寫？是為序。